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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國美術史的最大發現

一九五○年八月，瀋陽。

瀋陽是中國東北的重要都市，滿洲國時名為「奉天」，也是「後金」的首都，稱為「盛京」，由清朝建國以前女真族的努爾哈赤所建立。

位在瀋陽市中心東北博物館（遼寧省博物館的前身，於一九五五年改名）的倉庫，年輕的楊仁愷站在這裡。楊仁愷後來成為中國代表性的文物鑑定家，有著「人民鑑定家」、「鑑定大師」的封號。

此時楊仁愷的職銜是「東北人民政府文化部文化處研究室研究員」。

在滿洲國政府垮台後，從滿洲國政府流出了大量繪畫和陶瓷到市場上，甚至有「東北貨」之稱。其中有許多贗品或是仿本，當然也有精品中的精品。楊仁愷的工作就是把倉庫的文物一一鑑定，分出真品及贗品。

楊仁愷於一九一五年出生於四川，連大學也沒讀過，是個小地方的教師。如果沒有打仗，他可能就在故鄉四川終其一生。然而動盪的歷史給了楊仁愷不同的人生。

一九四○年代初期，日本軍隊入侵中國大陸，國民政府遷移到重慶，透過熟人的介紹，楊仁愷開始在出版社工作。在這裡擔任藝文雜誌《說文》月刊的編輯。

考古學者衛聚賢是《說文》的總編輯，他曾參與民國時期多處古蹟挖掘工作，一九四九年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以後移居香港，後來搬到台灣。當時在衛聚賢周遭尚有郭沫若、商承祚等重要文化界人士，都與國民政府一起疏散到重慶。楊仁愷負責看稿子，也和這些人熟悉起來，增長了中國美術的相關知識。

擔任北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的馬衡，特別喜愛楊仁愷。當時故宮文物從北京的博物院疏散到中國西部的四川省，馬衡也在重慶。楊仁愷從馬衡身上學到中國藝術的入門知識，經常瀏覽宋代、唐代的珍貴古書畫。

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，隨即展開國共內戰，《說文》也停止發行。楊仁愷為了找工作搬到北京，希望在北京運用他在中國藝術方面的知識，因此他到著名的骨董街「琉璃場」附近骨董店工作，培養鑑識的眼光。後來也自稱「我是在琉璃場大學畢業的」，引以為傲。

一九五○年起移居瀋陽，在東北政府的文化部任職，善用他的文物知識。瀋陽故宮存有世界最大的叢書《四庫全書》，他常常到東北博物館幫忙整理。

在倉庫內，擺在楊仁愷面前有三張幾乎相同的畫卷，都叫做〈清明上河圖〉，描繪古時候的街道市集，在中國多少對於繪畫有點常識的人都聽過這幅畫的名字。

這幅畫的仿本和贗品極多，大家相信真跡已經散失不見。包括楊仁愷在內，沒人會想到真跡就在這裡。頂多就是混雜了明代時畫得品質比較好的仿本，回流到收藏品較少的博物館中，沒有什麼好期待的。

開始鑑定的楊仁愷，打開第一張〈清明上河圖〉。一看就知道是贗品，完全沒有價值。

接著鑑定下一張，博物館內其他同事曾說「說不定是真跡」，果然一眼瞄過就知道是好東西，楊仁愷原本認為是「明代的作品」，但是品質相當好，也有可能是仇英的真跡。先選為「收藏」這一邊。

到了最後一張畫。之前已經聽說「是贗品的可能性很高」，沒有多想就把畫攤開，突然背脊感到一陣涼意，臉上露出笑容光采，不經思索的大叫「這是這個！」

中國的繪畫具備了各個時代的特色，因為每個時代都有偏好的筆法和顏色。

很明顯地，眼前這張是宋代的繪畫。

在中國，宋代的繪畫評價極高。因為年代久遠加上數量稀少，宋代留下的高水準名作被稱為中國繪畫的最高峰。

當時東北博物館幾乎沒有宋代的畫，了解宋代繪畫的人很少。楊仁愷因為過去馬衡讓他鑑賞過許多宋代的畫，又在北京的骨董街培養了眼力，因此知道手邊的作品就是宋代繪畫。

「這絕對不是仿本或模本，這很可能是〈清明上河圖〉的真跡。」

楊仁愷也避免驟下結論，先找到所有能搜尋到的資料，調查張擇端所描繪的〈清明上河圖〉。當時應該沒有附照片的書籍圖鑑，參考的是《東京夢華錄》這類的文獻資料。

宋代分為北宋和南宋兩個時代。〈清明上河圖〉是在北宋末期畫的。《東京夢華錄》記載了居住在北宋首府開封的孟元老，在滅亡後懷念開封的繁華，鉅細靡遺地紀錄當時開封的樣貌，是本非虛構類作品。

在這本《東京夢華錄》所描寫的開封，有著倉庫等等和畫裡一致的地方，引起楊仁愷的注意，這幅畫的鑑定結果判定為真跡。

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美術史上，可稱為「最大發現」的一瞬間。